第245章 团练

　　如何看待闽浙总督的奏折？难道这封奏折还能有假吗？

　　４月初，黑旗军发动东征。自此之后，来自两广、附近的奏折便如雪片般飞向京师。

　　岭南离北京有四千多里路，以满清最快的“八百里加急”，至少需要五天方能收到两广的奏折。

　　而杨烜发动的东征，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作战节奏极快。第一天，便突破清军在西江上设置的铁索，全歼清军水师主力。第五天，已经彻底包围清军。

　　所以，当清廷收到奏折时，根本来不及应对，前线局势已经大变。

　　那几天，军情变幻莫测，比当年太平军夺取金陵还要“刺激”。各地的奏折真假难辨，彼此矛盾。前线清军大将讳败为胜，后来干脆没了消息。

　　现在，局势已经明朗，各种事件都已得到明证：穆特恩战死，黑旗军攻占广州，陶煜投降，柏贵投降，叶名琛“不战不和不守，不死不降不走”……

　　咸丰问军机大臣怎么看这封奏折，自然不是询问内容的真假，而是想问大臣们有什么对策。他自知清军难敌黑旗军，心里没有底气，故问了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。

　　如何对付黑旗军，这确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。

　　一方面，黑旗军军威甚壮，据说已经大量装备洋枪洋炮，非清军所能敌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岭南僻居南国，易守难攻。历来北方进攻岭南，一般走两条路，一则从北面越过五岭，二则从海上直击广州。

　　清军没有水师，陆军主力在京畿、江南，分不出多余的兵马进攻岭南。就算清军有富余的兵马，要越过五岭进攻岭南，粮饷供给始终是个无解的难题。

　　太平军虽然凶悍，总归是“可御之敌”。太平军北渡黄河，大臣们也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。

　　但如何对付黑旗军？军机大臣们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这种情形，就与道光年间英国远征华夏一样，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。

　　领班军机大臣祁寯藻才思有限，不能立即回答。咸丰见众人不语，脸上已经露出不悦。

　　军机大臣规矩，回答皇上询问时，通常由领班率先作答，定准基调。等领班应答后，其他人方能作答。

　　彭蕴章见祁寯藻反应不敏，已惹咸丰不悦，便当即立断，越班上奏：

　　“回皇上，闽浙总督的奏折可与江西巡抚、湖南巡抚的奏折相互印证，基本属实。臣以为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应对黑旗军的良策。”

　　彭蕴章是江苏长洲人（今属苏州），彭家是长洲大族。彭蕴章的曾祖是雍正五年的状元，仕至兵部尚书。

　　彭蕴章少年得志，由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道光十五年，他又得中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仍然留值军机处。

　　军机章京又称“小军机”，与军机大臣一样都是兼差，负责撰拟谕旨，处理文书，记注档册。

　　军机章京混得好，被称为“红章京”，皇上的谕旨多经其手，内阁、督抚的奏折也会由其呈览。所以，军机章京虽然品级不高，地位同样显赫，不失为一条做官的捷径。

　　彭蕴章学识高，有大才，以举人担任军机章京，中进士后又留值军机，一直都在中枢任职，颇引人瞩目。

　　而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是有名的“响榜”。这一榜的主考官是大权臣穆彰阿，对门生极为照顾。即便是官场愣头青曾国藩，亦投靠过穆彰阿，向穆彰阿执以师礼。

　　在穆彰阿的照顾下，道光十五年这一榜进士中，出了许多响当当的大人物：

　　军机大臣彭蕴章、江苏巡抚何桂清、浙江巡抚黄宗汉、江西巡抚张芾、两广总督叶名琛、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甲三、工部侍郎吕贤基、江南帮办军务许乃钊……

　　其中地位最显赫者，非彭蕴章莫属。彭大军机内执中枢，外倚同年重臣，精明强干，权势已经隐隐盖过祁寯藻。

　　眼见彭蕴章似有主意，咸丰心喜，问道：“彭蕴章，你有什么主张，尽管说出来。”

　　彭蕴章思考已久，说道：“回皇上，臣以为，黑旗贼以均田免赋为口号，没收地主土地，再平分给贫民，故得到愚民的支持。我们要平定黑旗贼，就要反其道而行之，大力争取地主的支持。

　　“华夏历来都是农业社会，皇权总领于上，地主士绅自治于下。皇权与绅权，一向休戚相关，相依并存。绅权历经千年，地主的势力亦盘根错节，是皇权强有力的支持者。

　　“长毛贼虽然叫嚣‘有田同耕’，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平分地主的土地。黑旗贼叫嚣‘均田免赋’，学得是明末闯贼的口号。闯贼凭此口号得到农民支持，却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。闯贼本人，也死于一个小地主之手。

　　“眼下黑旗贼势力虽炽，却是烈火烹油，势难长久。关键是，要防止地主阶层与黑旗贼走到一起。我们应当多措并举，提升地主阶层的地位，特别要注重提升地主团练的权限。”

　　彭蕴章说了很多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，提高地主团练的权限。

　　团练，又称乡勇，说得通俗一点，就是地方民兵组织，在华夏历史悠久，自唐宋时便已常见。

　　满清乃异族统治中原，对兵权防范较严。清初时，朝廷便有诏旨，严禁地方办理团练，防止汉人借此掌握兵权、威胁满清政权。

　　嘉庆时，川楚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，八旗绿营不能阻挡。无奈之下，嘉庆帝只得允许川楚地区民间办理团练，执行坚壁清野政策。

　　当时，团练配合八旗、绿营作战，实行坚壁清野。白莲教沦为流寇，无法建立根据地，亦无法获得稳定的后勤供给，最终败灭。

　　此例一开，清廷逐渐放开了对团练的限制。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，在1848年广州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中，地主团练都曾大显身手。

　　但此时的地主团练，只是民间自卫武装，军费自筹，不在正规军编制内，作战范围原则上局限在本乡本土，跟后世的民兵相似。

　　通常情况下，一地若要办团练，通常由当地的知府、知县出面，请当地有名望的乡绅组织团练。乡绅制定团练章程和互保之法，通常在户籍保甲制基础上进行组建，即10户为牌，10牌为甲，10甲为保，保有保正，甲有甲长，牌有牌长。

　　每二或三保，可组成为一团，是为团练。团练置团总一人，团副数人，负责本团防御和各团之间的联络。

　　不难想象，能当上团总的，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如广西西林县土司后裔岑毓英。团总手下有兵后，又会反过来提升团总的地位，对官府构成一定的影响力。

　　团练组建后，需定期集中训练，每月数次集训。若有农民起义军来到本乡，团练成员迅速集合，在团总指挥下统一行动，抵抗起义军。

　　通俗地讲，没事时，大家拿起锄头种地；有事时，拿起刀枪“防贼”。

　　不难看出来，团练的组织度、专业度都很欠缺，又没有正经的经费来源，团总又是没有官职的地方乡绅。这就决定了，地主团练难成正果，难有大的作为。

　　彭蕴章非常清楚，清军自1644年入关，至今已经两百多年，早已腐化得丧失了战斗力。要对付黑旗军、太平军这样的悍匪，八旗、绿营已经无能为力，必须死马当活马医，把希望寄托在团练身上，进一步扩大团练的规模、权限。

　　然而，此举极具争议。扩大团练，固然有助于应对黑旗军、太平军，却也会削弱清廷权威，不利于中央集权。

　　清朝又与前朝不同，满族人口只有一百多万，却要统治四万万汉人。满洲八旗、汉军八旗、蒙古八旗一共二十四旗，兵马仅二十余万人。

　　如果放开团练，汉人则能掌握数百万团练。日后，若他们有了异心，岂不轻而易举地推翻满清？

　　这是上层满人普遍担忧的。这个问题，只能私下议论，上不了台面，更不能在军机大臣中间讨论。

　　彭蕴章还没展开来讲，祁寯藻就坐不住了，抗声说道：

　　“团练之事，虽然已有先例，但都未成气候，只是作为八旗、绿营的补充，配合八旗、绿营作战。一旦扩大团练，极易尾大不掉，损及皇上威权。

　　“去年底，徽州籍的御史王茂荫上了一道名叫《筹备安徽防剿事宜》的折子，建议恢复团练。臣当时就反对，但安徽的团练终究办了下来。

　　“才半年功夫，皖北形势已经大变。皖北士绅办理团练，固然阻遏了长毛贼。但皖北的团练与捻子相结合，亦匪亦民，抗粮杀差，不奉官府号令。

　　“此前车之鉴，不可不察矣。臣以为，扩大团练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务必要三思而后行……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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