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98章 梵音顿悟
‘Duang、Duang、Duang……’赵昺的话音刚落,化城寺的万斤铁钟被撞响,钟声圆润浑厚,在寂静的山中回荡。
钟既是法器,也是号令之器,。在僧众们斋粥下堂、参禅完毕、早晚巡视或吃茶下床的时候皆会鸣响。且佛经中解释,闻钟声能够祛除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,从而使人清醒觉悟,获得安顺吉祥;再有的佛家偈语说:“闻钟声,烦恼轻,智慧长,菩提增。”
还有的佛经中说,叩击闻听钟声,能够止息一切恶道诸苦,能够使一切众生“俱时得离苦”,使一切受难者得到解脱。又有的佛经中说,在鸣钟的时候,如果能够观想觉悟一切众生,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。而暮击佛钟则觉昏衢,疏冥昧,有开智通慧之用。
一百零八声钟声响过,众人都觉灵台一清。众人看向小皇帝,发现其双目微闭,似乎进入大和尚入定一般,知道他又‘神游天外’了。大家皆噤声,不敢打扰,而此时钹磬轻响,唱经声起,渺渺梵音在山谷中回响,真如坠身极乐世界一般。
王应麟回想着一路行来陛下的话语,他也深感当前做事有些束手束脚,可这种不自在并非皆来自小皇帝,而更多的压力却是来自于同僚和士人阶层,尤其是回到江南后这种感觉更甚。不仅有门生故旧向他求官,还有对朝廷政策的不满,希望他能劝谏陛下改变主意的。
对于这些事情,王应麟是不胜其扰,而从中他也明白整个儒士阶层已经堕落了,他们已经不是那个以‘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’为使命,注重气节、道德及社会责任的士大夫们了。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改变,读书参加科举只是为了当官,以从中谋取私利,也就是陛下所言失去了本心。
经世致用本为儒学的传统,也正是陛下所言,自汉后历朝之所以选择以儒治国,也正是如此。而一旦他们失去了价值,只顾自己团体的利益,必然会被抛弃。没有了皇权的庇护,儒士们必然会受到各方的打压,也就失去了发展壮大的土壤,为其他学派所取代,与九华山的道教被佛教‘驱逐’一样。
王应麟有这种危机感,绝非是自己吓自己。蒙元的例子就摆在眼前,他们将释道儒视为一体,剥夺了他们入仕的渠道,许多人失去了生活的根本。即便有些儒士得以进入蒙元朝廷,也被附庸,而每逢有变就会被各方势力打压,根本没有左右朝政的能力。
他清楚要维系当下‘士大夫治国’的局面,许多先贤已经给他们找出了答案,入仕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,从而保障士大夫阶层的长远利益。但现下许多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,他们继承了汉唐诸儒多注重仁民爱物、休养生息,一遇富强言说,则斥之为霸术,不以圣人之徒相许,而对这个阶层的利益稍有改革时,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便群起而攻之。
另一方面,本朝由于推崇朱陆理学,其长于建树的理想人格,注重气节、道德及社会责任的修养。而短于经世治国,且利用自己占据高位的优势,党同伐异,打压其它学派,试图控制朝政,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。结果大家已经看到,不停的内斗和治国的无能,削弱了国家的实力,以致民怨沸腾,国家贫弱,终亡于外敌。
还有要实现崇高的理想,终究是绕不过钱财这个选项的,百姓不会因为你的理想远大就会选择你,他们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温饱,田地中的收成。而正如国学中曰: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於有而废於无。故君子富,好行其德;小人富,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,山深而兽往之,人富而仁义附焉。
富者得埶益彰,失埶则客无所之,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谚曰:“千金之子,不死於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圣人亦曰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,万家之侯,百室之君,尚犹患贫,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!可见圣人也对钱财的认识同样深刻。
对于一个国而言,钱财同样重要,正如小皇帝所言这乃是国之兴亡所系,国库中无钱无粮,何以养官、养兵,兴修水利,赈再济难,更谈不上造福百姓。且王应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士大夫们,没有了钱粮同样束手无策,何况诸多官员并没有圣贤们的情操和觉悟,没有了薪俸也一样会心生怨恨,背离圣人的教训。
而今朝廷收复江南后,应该说基本摆脱了在琼州之时入不敷出的局面,可也只能说略有改善,勉强能够持平。此次北伐,军需消耗甚大,两年多的积蓄便荡然一空,还不得不靠超发纸币还维持财政的平衡,而后续建设所需依然巨大,也就难怪小皇帝要急于‘敛财’。
说实话,王应麟也清楚当前朝中的官员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多,主要还是依靠夏秋两税及商税,但是在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下,难以再获得长足的增长。小皇帝在此时提出发展工商以增加商税收入应该是恰当其时的。
但是小皇帝‘重商’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,他们以为这是舍本逐末之举,将会破坏农业生产,使人为恶的恶政。而过去一直被理学派打压的事功学派,则对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,他们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“外王”和“经世”的一面,讲究“功利之学”,认为“既无功利,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”。
加之事功学派主张“通商惠工,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,流通货币”,反对传统的“重本抑末”即只重农业、轻视工商的政策,且不纯粹讲究个人的心性修养的观点,可以说与小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,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,陛下选择事功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王应麟也意识到小皇帝让自己继续留任,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于此。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风险,按照千年的传统,君王的职责是治吏,也就是治官,不是治民。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,百姓哪儿出了乱子,责任在官吏,官吏有贪渎腐败的行为,不能去责怪百姓。
本朝的儒士基于此学,常论“天下之乱系宰相”,也就是说出了差错,责任在于相,而不在于皇帝。王应麟对此十分明白,大宋历史上历次革新尽皆失败,即便有所改变,也并不完全,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场往往凄惨,虽不至于丢了性命,但身败名裂,贬嫡致仕是免不了的。
王应麟看看似在闭目听经的小皇帝,眼神却逐渐坚毅起来,想想自己十九岁中进士,二十一岁在衢州任主簿,任官的同时勤于读经史,三十四虽因文章优易和学问的广博,考上最难的博学宏词科,官至礼部尚书。而生不逢时,外有蒙元入侵,内有权臣丁大全、贾似道等主政,难展平生所学。
后来在临安陷落之后,王应麟投奔迁往琼州行朝,方得到重用,进而入相。想想自己如今已经六旬有余,尚觉未能一展自己的才华,而今若是放过这个机会,也只能致仕还乡。现下小皇帝勇于进取,立志革新,又意在挽留,自己又何惜此身,能够为国为民做些事情也算不负此生……
不知何时,赵昺已经‘还魂’,他偷眼打量王应麟,见其一副释然的表情,知其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理念,决心追随自己。再看谢枋得则是一脸平静如初,并无什么异状,不过对于用其当年其实颇有争议。
时有人称,谢枋得曾有‘从道不从君’之语。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,他不从还乡,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。特别是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各地臣民降元的诏书时,谢枋得并不服从。后来谢枋得谈到不遵太皇太后‘诏令’之事时,又曾言:君臣以义合者也,合则就,不合则去。从中可见,其对皇帝并非只是无条件的忠诚。因此有人以为不能对其予以重用,以免做出背君之事。
赵昺对此倒是不以为然,毕竟他是来自现代社会,在那会儿当老板的不仁不义,自己就可以义无反顾的辞职而去,甚至还可以举报其一把偷税漏税,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而自己虽然没有‘背叛’老板,可以将其剩下的物资私下都给卖了,只是自己没有落到好处,还被困在船上了。
所以,赵昺觉得对其的‘忠君’态度可以一分为二的看,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,他自然会报以无限忠诚。而当皇帝的旨义与其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,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,可这也可以说其中有着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意思。一旦他认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,便会报以无限忠诚,为自己出生入死而无悔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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