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船中激辩
邴原和王烈听到方遥这番话,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们本来不愿理睬方遥,但对这番言论已经难以不加理会。邴原想装出一番风雅姿态,不便发怒,于是将怒气埋在心底,哼了一声,说道:“阁下适才所言,可否重复一遍?”
方遥悠然说道:“我说《尚书》本身就是伪作。”
邴原听了这话,怒气更往上涌,直把鼻子都气歪了,重重地哼了一声,冷笑道:“《尚书》乃公认的圣贤经典,何以竟被方兄污为伪作?还请说个道理出来,否则一味哗众取宠,岂不惹人鄙夷?”
方遥道:“如此说来阁下是肯听方某人讲话了?”邴原知道他这话的意思在讽刺他俩自恃学识,看不起别人。之前更是连话都不让他说完就出言打断,自知理亏,当即也不反驳,听他能说出什么。
方遥见他不说话,也没有必要在前事上纠缠,笑了一笑,回归正题,说道:“阁下既言《尚书》为圣贤经典,请问是哪位圣贤所作?”
邴原闻听这话,不假思索地达到“《尚书》之著者,的确无可稽考,但其所载之言论,皆为尧舜禹汤诸位圣贤所言,故名之为圣贤之经典,不亦宜乎?”
方遥道:“好,正如邴兄所言,因其记载的是尧舜禹汤等圣贤的言论,故而为圣贤经典,此言确否?”随即看向邴原,邴原点了点头,表示同意。
于是方遥又顺杆爬,说道:“那若是《尚书》中所载之言并非尧舜禹汤所言,便是伪作了,是不是这个道理?”
邴原隐约感觉到他这话背后肯定还有后招,但对他这句话,自己倒是同意,于是又点了点头,说道:“那是自然。”
方遥见他承认这点,那就大是好办,说道:“据在下所考证,尚书为先秦时期儒家学派所作,彼时同尧舜时期尚相隔一千余年,其时并无文字流传下来,如何能将尧舜时期之事了解的一清二楚?”
这番话听在邴原耳朵里,简直如同被人拿大木槌重重敲了脑袋一样,一时半会都没缓过来,脸涨得通红,片刻之后才说道:“一派胡言,仓颉时期便已造字,如何却说并无文字流传?”
方遥“嘿”地笑了一声,看他气得这样,也算是小出了一口气,接着说道:“莫非邴兄还真相信我华夏文字乃是仓颉一个人所创?此不过神话传说而已。实则文字乃是千万生民在劳作、生活当中逐渐创制而成。”
他先反驳了一下他的观点,紧接着又说道:“何况有文字也未必代表能写出著作,更未必代表能流传下来。我华夏最早能连缀成句的文字乃是刻于铜鼎之上的金文(注:原为甲骨文,但甲骨文于1900年时才在河南殷墟被挖掘而出,汉代之人自然不知。而甲骨文,实际上也是商朝之人占卜用的文字,无法追溯到夏朝。)金文便已是商朝之后了,然而其最长不过几十字,用语也极为粗陋,试问商朝之时尚且如此,夏朝尧舜时期,则文明更加粗疏,又如何能将尚书中几千字的《虞书》和《夏书》流传于后世?”
邴原听了这番话,只觉得自己胸中所学似乎陡然变得微小了起来,但仍不愿认输,强辩道:“商朝未有著作流传,不代表夏朝就没有。”
方遥立刻答道:“好,邴兄说夏朝有著作流传,方某对考古之道也略有涉猎,得知夏朝并无任何文物流传至今世,更遑论著作了。只要邴兄能说出一件从夏朝流传的文物之名,方某立刻磕头认输。”
不要说汉朝了,就是现代考古技术这么发达,都没发现一件夏朝的文物出来,实际上,夏朝仅存在于古书和神话的记载里,根本没有实物能够证明。这也是为什么后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夏朝,中国的文明应从商朝开始。
邴原只对几本儒家的古书有所研究,除此之外可谓一窍不通,则更加应付不了方遥的这个问题。自己所强辩的“著作流传后世”在方遥有理有据的言论下,自然而然显得荒谬起来,一时之间只觉无话可说。
方遥见他快要被自己驳倒,又上去补了一下刀:“所以说嘛,尧舜时期没有记录流传下来,那后人随便怎么编都可以。儒家为宣扬自己的学说,就把尧舜禹汤这些华夏始祖编成了实行儒家王道之人。倘若《尚书》不是儒家所作而是法家所作,定要说尧舜禹汤力主以法治国了;若为墨家所作,定要说尧舜禹汤践行兼爱非攻了;若为道家所作,定要说尧舜禹汤是清静无为的高人了;若为农家所作,没准尧舜禹汤还拿个锄头耕地呢!”
这一番话连排比句都用上了,如同大炮狂轰一般,将邴原的心理防线彻底摧毁,邴原眉目低垂,长叹一声,颓然坐倒。
王烈见邴原落败,心想该自己上场了,于是上前说道:“且不说《尚书》是不是后世儒家所作,就算是后世儒家所作吧,但《尚书》中所载之内容确为万世不易之至理,即为至理,则无论古人今人之所作,都应被奉为经典。当年孔孟二圣就曾多次引用《尚书》,能让圣贤服膺,岂同小可?”
方遥听了王烈的言论,心中微微一惊,“这个王烈好狡猾,原本讨论的是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是真是假的问题,却被他轻描淡写地揭过去,改谈另一个问题了。好,既然他说尚书是万世不易之至理,我就以此为突破口,跟他好好辩上一辩。”
于是方遥问道:“听王兄言下之意,似乎颇为主张以儒术治国?”这是方遥一向惯用的手法,先把对方的观点锁住,让对方无法反悔,然后再大行出击,摧毁敌方防线。
王烈点头道:“那是自然。”
方遥道:“适才听王兄谈及孔孟二人,据我所知,孔子在世之时便不得重用,周游列国也无人接纳。孟子则更是频频游说于魏齐之间却不被任用,最后只有著书立说终老于家中。倘若儒术治国真的有用,怎么会完全不被人采纳呢?”
他所引历史,句句是实,不过这番话王烈倒也能应付得来,将眉头一皱,说道:“春秋战国乃是大争之世,礼崩乐坏,唯有富国强兵才可生存,儒术自然不受重视,可后来到了太平之世,不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?足见儒家有多重要。”
方遥脸上浮起一丝坏笑,说道:“那敢问王兄,如今是太平之世还是大争之世?”
“呃……这……”王烈被他问得说不上话来,若说是大争之世,就相当于承认了在当今之世儒家毫无用处;可若要说现在是太平之世,不免有睁眼说瞎话之嫌,饿殍遍野,盗贼蜂起,这叫什么太平之世呢?何况要是太平之世,自己何必去辽东避难呢?踌躇半晌,竟无可回答。
方遥见自己一下子就将他难住,心中一喜,继续说道:“何况就算在太平之世,儒家也仅为治国之辅助,君主号称行儒家之政,实际还是以法家为主,可谓‘儒表法里’是也。就拿本朝孝武皇帝来说吧,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,然而却将盐铁收于官营,与民争利却大富国家财政;又废封国而设郡县,虽破坏宗法制度却加强了中央集权,使天下如肩使臂,如臂使指。这都是与儒家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的,却都卓有成效,不知道王兄又怎么说?”
方遥这番话又旁征博引,兼且引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,自然极有说服力。王烈听了这话,脸色惨白,叹了口气,说道:“依方兄所言,我儒家竟一无是处了?”失望之情溢于言表。
方遥见他被自己的一番言辞说得有点信仰崩塌,连忙和颜悦色的劝道:“在下绝非此意,儒家思想于匡正人心,教化道德颇有功劳。孔子所著《论语》当中便有不少为人处世之道理,其中‘推己及人’、‘仁爱待人’等思想,更成为我华夏民族之行为准则。至于孟子之说虽不切实际,然其‘民贵君轻’等民本思想却可启蒙民智、呼吁民权。此皆为儒家思想之‘是处’也。”
王烈听他说这番夸赞儒家的话,脸色渐渐转为平和。又听方遥说道:“在下所反对者并非儒家本身,而是无限制拔高儒家。若仅将儒家作为教化道德之学说则可,若是以为一切事情只需学习儒家便可迎刃而解,更兼闭目塞听,排斥其他学说;一味复古,阻碍社会进步,则不免缘木求鱼,于己于国,皆大大有害,其间道理,还请两位仁兄细细思量。”
这番话是方遥辩论之结语,比之前的言论都更有力度,那两位儒生竟也真的细细思量起来,之前自己所作所为,是否有无限制拔高儒家之处。这么做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?一时之间二人眉头紧锁,一言不发,尽皆陷入深思,屋内变得十分安静,只听见船舱外面海风吹拂海浪的声音。
(注:方遥所说的《尚书》乃先秦儒家所作,是今日历史学界经科学研究得出的公论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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