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五十八章 濮议

　　第四百五十八章濮议

　　一个比苏油小些的少年从人丛中探出头来：“明润，还记得我不？”

　　苏油哈哈大笑：“唐伯虎！你也在这里！”

　　当天晚上，苏油便起草奏报，向计司汇报转运使事务，向中枢奏报上任知州事务，向礼部奏报出使事务。

　　同时还向中枢和计司奏报嶲州发展方略，表明准备以之为集散地，收购大理精铜，以助减大宋之不足，顺便带动嶲州金属加工，交通运输的构想。

　　之后便跟随一直代理嶲州政务的唐淹熟悉当地民情。

　　嶲州是一座标准的移民城市，虽然已经十年发展，但是还是以粗糙，简洁，实用，高效为主，远达不到精致细腻的程度。

　　不过好处就是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，没有一手遮天的豪强。

　　说起来，苏油自己就是关系最多，最能一手遮天的人。

　　唐淹并不热中于政务，交代完之后，松了一口气道：“明润你来就好了，明日起我便住到学宫去，教育子弟，著书立说，干我的老本行。”

　　苏油赶紧摆手，说道：“老师你可得继续辛苦，我还准备利用嶲州收取铜铁木棉便利，好好弄几样军国神器出来呢。”

　　唐淹苦着脸道：“如今《春秋讲义》三十卷勉强算是写完、《辨三传》已经写了五卷，还有《五经彻旨》三十卷在拟腹稿，这都耽误好多年了……”

　　这是要仿效龙昌期走立言的路子，苏油也不好不允，最后只好说道：“老师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当年眉山学宫的路子？把汽灯用起来？我的《麈尘录》也欠了不少账了……”

　　唐淹又叹了口气：“我有种预感，你到嶲州来，我只会更忙……你的那什么……发展纲要，朝廷回复了吗？”

　　苏油两手一摊：“石沉大海，朝堂之上如今都快吵翻天了。”

　　的确，朝廷上如今在争论大事，从治平二年四月仁宗大祥期结束开始，整整持续了十八个月之久，如今才过去一半的时间，这次大事导致台谏为之一空，名臣声誉受损，皇帝吃力不讨好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濮议”。

　　朝臣们引经据典，雄辩滔滔，渐渐形成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“台谏派”，和以韩琦曾公亮为代表的中书派。

　　司马光认为，仁宗为大宗，濮王为小宗，从礼制出发，大宗比小宗更加尊崇，赵曙既然继承了仁宗政治遗产，就不应当在以旁支过继后而追封父皇母后。

　　司马光还罕见地在奏章里给出了合理化建议，要求赵曙封赠其生父及三位夫人“高官大国”，反对称亲，当称生父为皇伯。

　　台谏还抬出一个大佬，仁宗朝相公王珪，由他转奏，以增加分量，抗衡中书。

　　而以韩琦，曾公亮，欧阳修的中书派，挑出了司马光奏章中的几个漏洞。

　　其一，赵曙为濮王守孝时，制服已经降了一个等级，其后对生父母称考妣，这是合乎礼节的；

　　其二，世间哪有儿子册封父亲高官大国的道理？

　　其三，礼制无称父亲为皇伯的先例。

　　于是中书建议，下两制下臣僚讨论。

　　这是一招昏招，结果意见反应上来，大多数官员站在司马光一边。

　　六月，曹太后从内中出手书，同样站在司马光一边，并切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。

　　于是赵曙只好暂时罢议，要求有司博求典故，务合礼经。

　　于是台谏上套了，翰林学士范镇，侍御史贾黯上书要求依从王珪首奏。

　　而且仗着有太后手书，言辞也开始升级，侍御史吕诲直斥中书一帮子为——“佞臣”！

　　司马光的奏章也升级了：“政府之议，巧饰辞说，误惑圣听。不顾先王之大典，蔑弃天下之公议！”

　　结果八月汴京大水，打断了这一进程。

　　然而到了十一月，救灾完毕，吕诲旧事重提，连上七道奏疏，在没有得到答复之后，连续四次请辞。依然没有得到赵曙答复之后，吕诲将事件升级——弹劾韩琦！

　　他将八月大水归咎于韩琦导君以谄：“《五行志》曰：‘简宗庙，废祭祀，水不润下。’”

　　“永昭陵土未干，玉几遗音犹在。乃心已革，谓天可欺，致两宫之嫌猜，贾天下之怨怒。得谓之忠乎？”

　　然而新年一过，初七大朝会第一天，台谏的矛头，突然一齐转向了参知政事欧阳修。

　　吕诲，范纯仁，吕大防合奏：“豺狼当路，击逐宜先，奸邪在朝，弹劾敢后？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，妄引经据，以枉道悦人主，以近利负先帝。”

　　这就是柿子拣软的捏了，明明是韩琦首开濮议，台谏经过一个长假回来，突然改变策略攻击起欧阳修来了。

　　苏油分析，这事情台谏绝对是在高人的指点下进行的，根据谁受益谁阴谋的原则，大概率就是隐身幕后不再出头的司马光。

　　之所以攻击欧阳修，一来是韩琦拥立三朝，曾公亮资望深厚，台谏搬不动，皇帝也不敢支持他们动这两位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欧阳修资历浅得多，且有些政治洁癖，从之前不愿意担任枢密使，如今众人泼污水说他首倡濮议他没有甩锅给队友，而是将这名声扛起来应战，就能够看得出人品。

　　一旦弹劾比较凶猛，欧阳修多半会主动请辞，这不能不说是台谏“君子”们的算计。

　　接着十三日，十八日，台谏攻击越来越猛烈。

　　欧阳修老老实实应战，一条条反驳，还是老调重弹，其一自古无皇伯说；其二简宗庙致水灾，是厚诬天人之说；其三言汉宣，哀帝之法就不该用，是以果推因，不原本末。

　　韩琦也在想办法，不过他的办法，是同样不走正道——利用内官，说动太后！

　　正月二十三，太后态度翻转，不管是不是受到威逼，总之，太后同意了中书派的主张！

　　赵曙立刻诏书跟上，言辞谦让的同时，咬死是“面奉皇太后慈旨，已降手书如前。”并请求在皇考陵园立庙祭祀！

　　这等不走寻常路做法，当然激起台谏强烈反对，吕诲等人自动停职，杜门待罪，并将中书派不光彩的一面在奏章中一一点了出来。

　　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傅尧俞、侍御史赵鼎、赵瞻自使辽归，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，家居待罪。

　　赵曙连下旨意，要求台谏恢复运转，然而台谏连上九道奏章，除非国家处置欧阳修，韩琦，否则绝不奉诏。

　　司马光也奏请与尧俞同责，家居待罪。又奏乞早赐降黜，凡四奏，卒不从。

　　二十七日，已经获得胜利的赵曙要求停止濮议，并询问中枢台谏的奏状该如何处置。

　　所有人都不说话，只有欧阳修继续铁头：“遇到这种理难并立的情况，如果臣等有罪，那就该留下台谏；如果认为我们无罪，那就请圣旨。”

　　于是，赵曙决意将台谏派的吕诲，范纯仁，吕大防，傅尧俞，赵鼎，赵詹派出京城，结束此次争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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